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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鎮化是世界上速度快的一個國家。在城鎮化如火如荼的當下，下一步將選擇什么樣的方向和路徑?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年年會上，中外專家學者給出了建議：通過深化改革，調整城鎮人口結構;創新技術，把大城市的公共服務延伸到中小城市;通過產業支撐，讓城鎮化開花結果。
專家們還提出，在城鎮化過程中，要避免并化解因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而導致的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的失衡、推高實體經濟發展成本等問題。
新型城鎮化面對挑戰
縱觀中國城鎮化的歷程，碩果累累。從改革開放初期到去年，中國城市規模和數量快速增長，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增長到2016年的57.35%，增長了2.2倍，可謂成績斐然。聯合國報告指出，中國的城鎮化是世界上速度快的一個國家，全球大概超過50萬人口的城市中，有四分之一是在中國。
但是，“在我們的城鎮化中，大家知道城鎮化率衡量的指標有兩個，一個是按常住人口衡量(如上是57.35%)。另一個衡量指標是按照戶籍，現在只有41.2%，戶籍的城鎮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就有一個差距，像一個喇叭似的。因此面對中國城鎮化發展的方向問題，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程國強說。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認為，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其核心是人口問題。而中國需提高人口素質之外，中國人口結構也不像過去那么有利了，因此中國不是人口數量問題，是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和人口素質的問題，這正是中國新型城鎮化需要面對的挑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則從另一個角度在思考——中國經濟大的增長點在哪里?“我的答案就是大都市圈。”他說：“然而，我們面臨著城市現在太擁堵、房價過高、人太多、空氣不好等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城市政府有意無意把房價往高推。為什么這么搞呢，賣地有收入。但是，地價過高以后，成為生產運營各方面大的成本。整個城市運營成本上去以后，反而沒有競爭力，城市相當一部分產業可能會衰落。所以我說你是得到了一個賣地收入的芝麻，后把整個城市轉型創新發展的大蛋糕、大西瓜給丟了，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不劃算。”劉世錦說。
發改委“新掌門人”何立峰也看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結構性失衡之一就是，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的失衡。“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一度帶動了一線城市和熱點二線城市房價過快上漲，進一步推高了實體經濟發展的成本。”
創新改革以求“健康發展”
中國新型城鎮化面對很多問題，但也有很多機會，而這些都需要在創新和深化改革中化解和實現。
“城市經營者的思路和戰略需要調整，土地制度要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講得很清楚了，要加快推動。”劉世錦認為，房地產稅還是要出的，也不能拖得太長，如果有房地產稅，可以進行結構調整。這些任務都很艱巨，但時機已經到了。
何立峰也強調，要按照“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分類調控，因城施策，加快建成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控制信貸資金過度投向房地產業。
事實上，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應該是讓更多的人享受到城鎮的優良和便利，而不能讓高房價成為城鎮發展的負擔和阻力。
“我們要真正推進城鎮化，難點在于城市化，特別是把農民工變成市民是要付出成本的，比如他們的基本公共服務、各種社會保障是要有補貼的，是要有財政支出的，這部分到現在還沒有明顯地作出行動。”蔡昉說。
他認為，中國1.7億農業轉移人口的城鎮化，面臨著很多制度性的改革(關鍵點是戶籍制度改革)。應通過中央和地方分擔改革的成本，推動這樣的結構調整，解決在城鎮化中所面臨的巨大的農業轉移人口的壓力。
劉世錦也認為：“中國城鎮化今后重要的特征就是要看中國農民工進城朝什么城市去的問題。”
在公共服務福利方面，他認為，除了改革之外還要有產業支撐。“沒有就業機會，過一段時間人就走了。所以‘以人為本’首先得有產業的支撐，有就業的機會，通俗說就是能賺到錢。”
值得一提的是，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董事長漢斯保羅博克納還給出一個“技術類”解決問題的視角，即“利用現在的信息技術數字化，把大城市的公共服務延伸到中小城市或者是進一步覆蓋到所有的人。”
